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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国还没有关于过劳死的医学的、法律的判定标准，但是客观上过劳死是存在的，严重的过劳有可能导致过劳死（包括过劳自杀）。

多年来，与严重过劳状况和过劳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相比，我国关于过劳问题的研究状况实在是太令人沮丧了。虽然与10年前相比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迄今，我国严重的过劳问题没有得到相关理论界、学术界、研究机构的重视。可以肯定，对问题的研究严重滞后是人们忽视劳动过程中过劳对健康损害的重要原因。

从国内过劳问题研究的演进来看，1990年可以认为是该领域研究的元年。那年，我国出现了第一篇关于过劳的论文，不过此后的10年，总计只有21篇相关论文发表，其中多是介绍国外情况的文章。直到2005年以后，这个领域才开始受到关注，参与研究的学者以及研究的成果逐渐增多。

可以看到，国外学者对于过劳问题进行系统、专业的研究，例如医学方面的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进而可以看到一些学者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时间持续很久。从研究领域来看，发达国家对该问题的研究基本上都经历了从医学研究长期独领风骚到后来多学科参与的过程，以经济学、法学视角开展研究的学者在上世纪90年代才逐渐增多，如川人博、森冈孝二、井泽慎次、冈村亲宜等日本学者。从刊文期刊的情况来看，发达国家关注过劳问题的期刊数量较多，分布的期刊学科类别比较丰富。

经济学视角的研究首先发展起来，这应该与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学迅速提升与活跃，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不断扩展不无关系。在劳动力市场、就业、收入分配、劳动保障、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研究继续受到深耕的同时，近年在劳动关系、人力资本领域的研究呈现出不断升温的态势。情况很严重而相关研究基本属于空白的过劳问题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受到劳动经济学者的关注，这既反映了中国劳动经济研究发展路径的某种偶然，也投射出中国过劳问题研究学科结构独具特色的一种必然。在这方面，我国虽然不必照行发达...

从总务省发布的《劳动力调查》来看，从半世纪以来平均劳动时间最长的1988年一直到2015年，每周工作不满35小时的短时工比例由12%攀升至了30%（男性由5%至12%，女性由24%至47%）。同一时期，所有劳动者的年均劳动时间也随之由2480个小时降到了2044个小时，降幅高达300小时以上。

2016年，每五年实施并发布的《社会生活基本调查》结果显示，男性正式员工的每周劳动时间为53小时，换算成每年则超过2700小时。这一数据与日本20世纪50年代的劳动时间基本无异，这就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男性正式员工的长时间劳动问题从未得到解决。

即便在全世界范围内，日本也是长时间劳动问题最为突出的国家，这是众所周知的。综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关于正式员工的劳动时间调查数据以及日本《社会生活基本调查》数据来看，日本男性正式员工比英美两国男性每周要多工作大约10小时（每年500小时），比德法两国男性多大约12小时（每年600小时）。

在现代日本，员工拼上性命的长时间劳动之所以能被容忍，是因为《劳动基准法》不过是漏洞百出、有名无实的法律。该法虽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命令员工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每周超过40小时，但事实上，用人单位只要与由超过半数员工组成的工会或者可代表工会的过半数员工代表签订名为“三六协议”的劳动合同（基于《劳动基准法》第36条的关于非正常上班时间及节假日工作的劳动合同），并向劳动基准监督署提交申请，便可无限制地驱使员工工作。在中小企业中，未签订“三六协议”但依然命令员工长时间加班的企业也不在少数。

日本的过劳问题有以下几点特征。一、“三六协议”使得劳动时间上的限制被解除。二、存在“男加班，女兼职”的性别分工。三、长时间加班常态化，无偿加班泛滥。四、工会缺少对加班的限制力。可以说，第二点及后面的几点特征皆是由第一点特征衍生出来的。

然而另一方面，消灭过劳死的社会运动也在不断壮大。2014年6月，“反思全国过劳死家庭会”与“过劳死辩护团全国联络会议”等运动热烈展开并开花结果，由议员提出的《过劳死等防止对策推进法》（简称《过劳死防止法》）得到议会一致通过，并于同年11月开始施行。与此同时，“过劳死等防止对策推进协议会”成立，此前计划的过劳死防止政策纲要也于2015年7月由内阁会议决定。此外，过劳死等实际状况的调查研究、过劳死预防启蒙、协商机制的完善、对民间活动的支持也在同步进行中。但即便如此，包括过劳自杀在内的过劳死仍然频繁发生。截至目前，《过劳死防止法》与政策纲要在防止过劳死的问题上并未表现出明显有效的征兆。

过劳死作为严峻的社会问题被日本国民所熟知，是始于1988年的“过劳死110热线”（律师团开设的集中电话咨询服务）。“过劳死110热线”开设之初，过劳死仅被视为日本特有的社会问题。然而到了今天，过重劳动与过劳死已成为世界性问题，尤其在韩国和中国已日趋严峻。有鉴于此，过劳死防止学会在今年6月2日至3日于札幌市北海学园大学举办的第四届大会上进行了“中日韩·过劳死防止国际研讨会”。本次大会有12名中国学者及9名韩国学者参加。

日本的长时间劳动是阻碍中韩两国缩短劳动时间的重要原因。相反，中韩两国的长时间劳动是推进日本长时间劳动进一步加剧的重要原因。不只是中日韩三国，在劳动时间问题上，全世界的员工都在与经营方进行着艰难博弈。如果中日韩三国乃至世界各国的劳动者不能齐心协力，这场博弈的胜者将不会是劳动者一方。

我在本书中谈到，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戏剧性发展以及工作速率的大大提高，基本单位时间内的竞争变得愈发激烈。与此同时，各类通信手段也使工作时间与个人时间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不管人在哪儿，工作总是如影随形。在本书出版后，这种信息化带来的新型过劳问题仍将不断加剧，人们所承受的工作压力和精神负担也将越来越大。

本书成稿时，日本社会正开始以“格差社会”一词来形容低薪劳动者不断增加、经济上的不平等不断扩大的问题。

笔者相信，通过本书，读者将会理解为什么在高度资本主义社会，为追逐利润，不榨干所有时间与空间似乎就是一种罪过。但是，读者同时也会意识到，牺牲教育、娛乐、运动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时间，削减吃饭、睡觉和过家庭生活的时间以这种方式工作或者让别人以这种方式工作才是更大的罪恶。

理解了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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