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史与新清史(精)[“The Great Yuan History” and “The New Qing History”] pdf snb 115盘 kindle 在线 下载 pmlz mobi

本书作者力求对以往的中、西方历史学者视角下扭曲或片面的西藏历史做一些普及和解释工作。作者梳理了以往和近年来对于蒙元史、清史研究方向和历史性质的不同意见，认为历史研究不管大小、新旧，其*基本的学术实践还是应该回归到对多语种历史文献的发掘、解读和研究，并借此来重建历史的真实。历史研究需要把历史故事放回到其本来的语言、社会和历史的语境中来考察，以充分展现历史的独特性、丰富性和复杂性。

前言 /1

一、蒙元史研究与蒙元历史叙事的建构 / 11

二、中世纪西藏史家笔下的蒙元王朝及其与西藏的关系

     ——以阅读藏文史著《汉藏史集》（rGya bod yig tshang）为中心 /49

三、论蒙元王朝于明代中国的政治和宗教遗产

——藏传佛教于西夏、元、明三代政治和宗教体制形成中的角色研究 /105

四、从“大喜乐”和“演揲儿”中拯救历史 /161

五、我看“新清史”的热闹和门道

     ——略议“新清史”语境中的中国、内亚、菩萨皇帝和满文文献 /195

附录  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作为辩护者的学者 /269

      沈卫荣，1962年生，江苏无锡人。南京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德国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系博士。现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中文系教授、博导。研究领域为西域语文、历史，特别是西藏历史、藏传佛教和汉藏佛学的比较研究。历任哈佛大学印度梵文研究系合作研究员、德国洪堡大学中亚系代理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外国人共同研究员、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客座教授、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德国柏林高等研究院研究员等。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宗教高等研究院副院长。代表作包括《西藏佛教历史的语文学研究》《寻找香格里拉》《想象西藏：跨文化视野中的和尚、活佛、喇嘛和密教》《文本与历史：藏传佛教历史叙事的形成和汉藏佛学研究的建构》《藏传佛教在西域和中原的传播——〈大乘要道密集〉研究初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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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洲人对蒙古西征的想象和设计紧密相关的另一个在中世纪欧洲思想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事情是自十二世纪开始曾经在欧洲广泛流传的一个有关约翰长老的王国（

The Kingdom of Prester John）的故事。这是一个纯粹由好事的基督教教士捏造出来的故事，表达的是他们希望联合来自东方的力量来消灭威胁到他们的异教徒穆斯林的愿望。这个故事说，在遥远的东方存在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基督教王国，它的领袖是约翰长老(Presbyter Johannes，或称Prester John)，他是七十二个国家的君主的君主，统治着东方所有广大的地方，有朝一日他将率领他势不可挡、强大无比的军队打回西方，以帮助他的西方基督教兄弟们去消灭异教徒穆斯林们。这个传说在当时的欧洲流传非常广泛，所以，即使像马可波罗这样少小离家、没有多少文化的商人，显然也已经受到了这个故事的深刻影响。在由他叙述的这部东方游记中，马可波罗可以对他习以为常的那些真实的东方故事忽略不谈，却对约翰长老和他的王国念念不忘，曾经多次提到，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与他同时代的西方读者们大概不会对那些完全超越了他们想象范围的中国故事，如中国有万里长城或者中国女人裹小脚等等，有很多的兴趣，却十分期待能够从他那里听到更多他们早已经耳熟能详，但亟待证实的事情，例如这个关于约翰长老的故事。以往曾有不少历史学家非常用心地去考证这位约翰长老到底是谁，他的王国到底应该是在印度、蒙古、中亚或者埃塞俄比亚等等，而在专门研究《马可波罗游记》的中外学者中，也有一些人很关心马可波罗所说的这位国王到底是指成吉思汗呢还是指克烈部的王罕呢？考证来考证去，却不知道或者忘了这位约翰长老就像西方人一直觉得东方世界有他们所没有的一种“独角兽”（unicorn）一样，本来就是一位虚构出来的人物，子虚乌有。对约翰长老及其王国的研究与蒙古史或者东方史完全没有关系，它理所当然地也应该是中世纪欧洲思想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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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十三世纪西方蒙古形象的来源和影响》）的作者提出对蒙古西征历史的研究应该分为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层面是研究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蒙古西征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历史过程，但这显然不是作者这本书要关注的重点……而另外一个层面则是研究当时欧洲人是如何期待、理解、解释，甚至是设计了蒙古西征这一历史过程的，以及蒙古西征在欧洲思想史上带来过什么样的影响。

在蒙元历史研究和蒙元历史叙事、话语建构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一条直接的通道。就目前的情形来看，中国的蒙元史家或已经把蒙元历史研究得很好，很专深了，可是，他们好像没有像别人一样尝试去把蒙元史这个故事讲得更好，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努力去把他们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一种可以让非专业读者也能听得进去的历史叙事。

但我猜想，杉山先生在学术取向上的这种巨大变化，很可能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即他对我们以前信奉的学术理念——研究历史就是要把历史像他过去实际所发生的那样呈现出来——产生了动摇。

近十余年来，大量有关西藏某地/家族的藏文历史和宗教文献渐次被译介了出来，它们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知识和了解。可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是，虽然时下常常可以听到有人对元代西藏史作这样或那样的解释、叙述，但通常他们都是由先入为主的观念出发，信口开河，以至危言耸听，他们多半无视中外学者们近几十年来对大量第一手的藏文历史文献的发掘和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迄今为止，我们还很少见到有人细致地观察过当时代（中世纪）藏族佛教史家们自己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和解释。也就是说，在我们所关注的这个问题上，我们根本就没有听到那个时代西藏人自己发出的声音。

中国蒙古学、满学研究的优秀学者乌云毕力格教授曾经多次强调：“史料在性质上分为‘遗留性史料’与‘记述性史料’，两种史料间的差异很大。所谓‘遗留性史料’，就是在其产生之初并无传承历史信息和历史知识之意图的材料，如考古遗存、档案文件等等。记述性史料则不同，在其诞生之初，便以记载、保存和传承历史为目的。”

最终为这位“大明皇帝”夺取蒙古皇位提供了合法依据和信心的竟然是这样一个被他认为是吉兆的故事，即他的一位牙牙学语的儿子竟然说话、动作酷似蒙古皇帝，于是他便认定自己一定能够夺取蒙古人之皇位

编辑推荐

      学者向公众展示一个真实的历史负有怎样的责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在对藏传佛教、特别是受到西藏文化浓烈影响的蒙元史、清史的学术研究之外，作者力求对于以往的各种观点做一些普及和解释的工作。梳理蒙元史、清史研究的不同呼声，呼吁把历史放回到其本来的时代语境中来考察，充分揭露历史的独特性、丰富性和复杂性。

      封底宣传：

      从揭露历史的事实（facts）到形成一种历史的叙事(historical narrative)之间有一个十分微妙的转换过程，而史学家对历史的研究往往不是一个简单地寻找历史资料和发现历史事实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地对它进行重塑的过程。他们采用哪一种叙事形式来表述和重现，通常与史家们所处的时代的现实关心有关，体现出历史研究与当下现实社会文化的联系，以及它对于当下的价值和意义。

                                                                                                             ——摘自本书 

书摘插图

                                 （忽必烈接受威尼斯商人的礼物，欧洲中世纪手稿彩图)

                                           (胜乐金刚与其眷属，唐卡，普利兹克家族藏)

     (“菩萨皇帝”，丁观鹏《乾隆皇帝洗象图》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书籍介绍

本书稿为作者近年来对于蒙元史和清史理论研究的一组文章合编，为一本史学理论的学者散论。近年的历史研究中，关于“历史书写”、“话语权”的研究思路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相信“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样的说法，不管是“东方主义”还是“西方主义”，都是从各文化自身的立场、观念、需要出发去看待与自己不同的、他者的文化。中、西方的历史学者不管视角多么的不同，但一样难逃政治立场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历史的真实往往要比这种带着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而建构、形成的历史叙事丰富和复杂的多。在对藏传佛教、以及基于元代西藏史、清代西藏史的实证研究之外，作者力求对于以往的中、西方历史学者视角下扭曲或片面的西藏历史做一些普及和解释的工作。在这本书稿中，作者梳理了以往和近年来对于蒙元史、清史研究方向和历史性质的不同呼声，认为历史研究不管大小、新旧，其最基本的学术实践还是应该回归到对多语种历史文献的发掘、解读和研究，并借此来重建历史的真实。历史研究需要把历史故事放回到其本来的语言的、社会的和历史的语境中来考察，以充分揭露历史的独特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从文本的和实证的研究中以小见大、推陈出新，尽量排除现实政治的干扰，得到可靠的历史真实，建构起能与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学术要求和理想相适应的，但同时又超越现实政治、权力和利益束缚的宏大历史叙事，才真正可以算得上是“大元史”或者“新清史”。只有这样，历史研究或才有可能对我们今天理解和解决现实政治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冲突有所启发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