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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在中国 (1550-1900)》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本杰明·艾尔曼在对中国学术思想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1550至1900年科技发展史的一次重要探讨。17世纪初，欧洲人在钟表、杠杆和滑轮等重要机械制作上已经领先于中国了，但同时他们也在向中国人学习丝绸和瓷器 的制作技术。基督教传教士对于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无疑发挥了关键作用，无论是耶稣会科学知识与中国古代科学的嫁接，还是新教徒影响下欧洲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都为后来晚清改革者和国共两党精英所一致倡导的科学进步奠定了基础。与许多学者贬抑中西接触之前乃至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科技发展水平不同，艾尔曼从中国人的自然史观和学科分类等角度论证说，中国人对科学从来不乏兴趣，这也正是传教士介绍的欧洲科学能够在明、清朝野得到重视的根本原因。艾尔曼在本书中重新审视了一个被学术界一直视为当然的观点，即科学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失败的，而在欧洲、日本是成功的。为了剥离甲午战争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明、清中国科学失败论的外壳，艾尔曼以惊人的耐心和毅力考察了与中国科学以及中国人科学思维相关的各个领域，向读者展示了中国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重构现代科学的努力。

地图、插图和图表目录

中国的朝代

缩略语

前言

第一部分　导言

导言

发现正确的概念坐标

文人的知识理论应该是什么？

商业扩张语境下的晚明经学

印刷技术与出版

异常现象在明代中国和早期近代欧洲的自然化

第一章　耶稣会到达前夕的明代经学化

按照名字排序

收藏收藏家

晚明经世之道、数学和基督教

在文本中收集事物

第二部分　博物学与耶稣会士

第二章　晚明历法危机与格里高利改革

明代钦天监的发展

明代历法危机的演变

格里高利改革

耶稣会与晚明历法改革

第三章　17世纪中国与耶稣会的通融政策

明、清时期中国的欧洲“科学”和自然研究

文人对清初历法改革的抨击

南怀仁与康熙皇帝

第四章　18世纪早期西学的局限

康熙皇帝与梅文鼎

礼仪之争及其遗产

康熙朝的法籍耶稣会士

牛顿世纪与科学在中国传播的局限

第五章　作为盛清时期绘图和工艺专家的耶稣会士

18世纪的测定法和绘图法

绘图法、中俄关系和清帝国利益

耶稣会在清朝技艺、器械和技术中的作用

第三部分　考据学与博物学

第六章　考据学和对古代学术的重建

清初对朱熹和王阳明的批评

医学著作及对古文物的恢复

陈元龙及其《格致镜原》

中国古代数学的复兴

第七章　探求真理与盛清数学

盛清时期的格物观

考据时代的数学

本土主义和19世纪早期的数学

第四部分　现代科学与新教徒

第八章　1880年之前的新教徒、教育和现代科学

在中国的新教徒

上海的新教徒和现代科学

近代数学和微积分的介绍

上海格致书院

第九章　中国晚清时期的现代科学建设

早期的科学入门书籍

艾约瑟的《格致启蒙》和中国的达尔文问题

从格致书室到课艺

有奖征文题目和它们的科学内容

1872年以来的医学传教和有奖征文中的医学问题

自然神学、达尔文和进化论

第五部分　清代的改良主义与现代科学

第十章　1860年后政府的兵工厂、科学和技术

从华人为传教士工作，到传教士为朝廷工作

后太平天国时期的改良派和晚清科学

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的技术学科

海战以及失败折射出的清朝改良

对洋务运动的再思考

第十一章　20世纪被取代的传统中国科学和医学

经过日本中介的西学

科学与戊戌维新派

从传统数学到现代数学

中国的现代医学

明治日本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影响

附录1　唐代算经

附录2　一些有关化学的翻译，1855—1873

附录3　《格致须知》，1882—1898

附录4　中国部分军工厂纪年表，1861—1892

附录5　1886年《格致启蒙》目录

附录6　1886年《格致启蒙》中的23个学科

附录7　1877—1903年中国出版的各种科学丛书

附录8　官方遴选的上海格致书院部分课艺题目

附录9　1915—1927年组织的科学协会

中日文参考资料

致谢

索引

译者絮语

本杰明·艾尔曼 Benjamin A. Elman, 1946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1980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副教授、教授（1986—2001）以及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历史系双聘教授（2002-）。主要从事中国文明史、清史和 中国思想史的研究，研究领域包括中国思想文化史（1000-1900）、中国科学史（1600—1930）、帝制晚期中国教育史以及中日文化史（1600-1850）。著作主要有《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1984）、《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1990）和《晚期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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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若望的目标似乎在于降低公众对藏传佛教的尊崇以推行基督教。在达赖喇嘛到来前，汤若望递交了一份有关太阳黑子出现的奏折，称这些黑子的出现意在警告朝廷，达赖喇嘛遮蔽了皇帝的光辉。汤若望与朝中同样对达赖来访态度有所保留的文人结成联盟。（腹黑的汤若望）

马戛尔尼曾指出，在华耶稣会士从第一代领袖，如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等人到他自己的时代，在科学理解上一代不如一代：“事实真相的确是，现在的传教士们对于代数，或者流数所知甚少，只是粗通其他一些科学支脉。”

当徐寿通过合信的《博物新编》（1851）第一次在思想上接触现代科学时，他意识到欧洲已经远远超越了耶稣会的自然研究。然而，他的中国的18世纪前辈们却对耶稣会被解散后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他们还在满足于将耶稣会士介绍的西学中国化，看到的只是这些西学与古代中国的天文学和宋、元数学发明的相似之处。

Looked at from the angle of the cultural hierarchy then in place, which paralleled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hierarchies, we see that natural studies were justified by Suzhou and Yangzhou literati as the proper concern of the scholar-official precisely because they could be included within the orthodox system. Experts, as long as they were subordinate to dynastic orthodoxy and its official representatives, were necessary parts of the cultural, political, and social hierarchies. The literatus-official coexisted with the astronomer, imperial physician, or Jesuit artisan in the bureaucratic apparatus but at higher levels of political status, cultural prominence, and social prestige.

书籍介绍

《科学在中国 (1550-1900)》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本杰明·艾尔曼在对中国学术思想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1550至1900年科技发展史的一次重要探讨。17世纪初，欧洲人在钟表、杠杆和滑轮等重要机械制作上已经领先于中国了，但同时他们也在向中国人学习丝绸和瓷器 的制作技术。基督教传教士对于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无疑发挥了关键作用，无论是耶稣会科学知识与中国古代科学的嫁接，还是新教徒影响下欧洲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都为后来晚清改革者和国共两党精英所一致倡导的科学进步奠定了基础。与许多学者贬抑中西接触之前乃至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科技发展水平不同，艾尔曼从中国人的自然史观和学科分类等角度论证说，中国人对科学从来不乏兴趣，这也正是传教士介绍的欧洲科学能够在明、清朝野得到重视的根本原因。艾尔曼在本书中重新审视了一个被学术界一直视为当然的观点，即科学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失败的，而在欧洲、日本是成功的。为了剥离甲午战争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明、清中国科学失败论的外壳，艾尔曼以惊人的耐心和毅力考察了与中国科学以及中国人科学思维相关的各个领域，向读者展示了中国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重构现代科学的努力。